一．接班
1973年，正是“文革”浩劫深重的年代，教育领域更是重灾区，师道尊严被批得“体无完肤”，昔日受人尊敬的教师“斯文扫地”。一时间，教师被看作是最倒霉的职业，学校是求职者最不待见的地方。但我却不同，对“教书匠”的职业仍一往情深，尽管当时我就职的学校因“文革”停办，我被分配在一个工作较为轻松，待遇也不错的对外公司上班，但痴心不改的我还是迫切地要求归队，期盼重新回到学校，和年轻的学生们在一起。
这年3月，在我的多方努力之下，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北航附中，干起了我的老本行，当起了教师。那年我32岁。第二年即1974年，我接任了初一年级74-2班的班主任兼两个班的语文课。从初一直到高中毕业，我和这班学生摸爬滚打了五六年，是我几十年教学生涯中，所带班级时间最长，经历最多，感情最深的一班，它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成为我一生挥之不去的情感寄托。
74-2班学生入校不久在中山公园合影
初接班时，知道这个年级一共有6个班，每班50人左右，生源较之前仅是航院的子弟要复杂得多，又在“文革”的特殊时期，工作难度较大。年级的老师们，临“难”受命，勇挑重担，我是到校不久的新兵，自然“乖乖”地听从调遣了。打开我班的学生名单一看，有十八九个都是校外的学生。看过简历后，我即深入到这些学生的家中，和家长交谈，和孩子们见面。那些日子我每天穿行在五道口周围的大街小巷，进出一个个学生的家门，亲眼看到这些孩子的家中，大都经济情况窘迫，居住条件较差，父母文化程度不高，孩子们受“文革”影响，文化知识和品德养成缺失较多。记得我到学生“大姚”家中访问时，看到他家有三个儿子，一家五口挤住在一间逼仄的小房中，“大姚”是家中的老二，长得又高又壮，比其他学生要高出一头多，像个十五六岁的男孩，见我来有点惊慌，不知所措地看着。他父亲是一位商场司机，后来为公司批发蔬菜，见到我直说：“老师，我这老二淘气，该打该骂，您放手管，我们支持！”上学不久，发现“大姚”确如姚师傅所说，很能捣乱，成了年级出名的“闹将”。几年来在他的身上我花费了不少的心血，也由此产生了不一般的感情。到另一个叫“启子”的孩子家中探访时，看到他小小的个子，秀气的脸蛋，像个小女孩似的乖乖地怯怯地躲着我，样子很可爱，我以为他一定是个很安静听话的孩子，可开学观察一段后，才知道他脾气较为倔强，有点像学生说的“蔫淘”，不好管理。再到“小石”家中看望时，知道他早年失去母亲，和父亲继母住在一起，他性格暴躁，常和继母吵架，有时还动手动刀，父亲很难管教，加之他有哮喘毛病，一喘起来，会憋的要命，家长也不敢约束太严，怕出问题，所以一再托付我好好管教他。从一个个学生的家中走出，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深切地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繁重，但从家长们信任的目光和话语，孩子们稚气未脱的神情中，我又得到一丝温暖和慰藉，决心再难也要把这班学生教好、带好。
谁知真正工作起来，要比我想象的难得多，在当时狠批“师道尊严”，鼓吹“读书无用”的日子里，学校被折腾得乌烟瘴气、一片狼藉，孩子们无知地跟风“瞎闹”、盲目地“造反”，搞得老师们真是“欲罢不忍，欲干不能”。你要尽职尽责，无愧于自己的良心，就要付出成倍的艰辛与努力，甚至要忍受难言的委屈与批判。那时老师在课堂讲课，学生在下面吵吵闹闹，敲桌子，掀板凳，砸玻璃的事情，已是家常便饭，课堂上欺负同学赶走老师的事儿，更是司空见惯。有一次“大姚”竟把一只耗子带到教室，放在前面同学的课桌上，吓得那位同学大喊大叫，全班一片惊慌。还有一次，“小石”在课堂上，不服一位实习老师的管教，竟大打出手，抡起长长的水管，把这位年轻的女老师打得内脏出血。还有的学生受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影响和坏人的教唆，在校内外拉帮结派打架斗殴。说实话，作为班主任，那些日子我时时都处在紧张惶恐之中，唯恐学生闹出事端，伤及老师或学生，造成班级混乱。面对一个个惹事的学生，一桩桩棘手的“事件”，我每天苦口婆心，疲于应付，经常搞得夜不能寐，心力交瘁，而班上的乱象，并未见好转。
二．治班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不断学习思考，决心发动学生和家长，群策群力，共同“建设”这个74.2班，让它成为学生热爱，家长放心的班集体。首先我加强了“班子建设”，举荐自身优秀、能力强、有威信的学生组成一个“坚强”的班委会，其中有品学兼优、体育棒，威信高的班长周群，有全面发展，顾全大局的团支书杨颖，有学习优秀、管理能力强的学习委员保红，有正直淳朴、善于团结的副班长李学民，有细心周到、公私分明的好管家生活委员冯洁，有聪明阳光、学习体育超棒的体育委员杜建新、段柏平，有宽厚朴实、沉稳善思的团支委孔晓诗，还有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的考勤员桑小岩等。别看这些干部小小年纪，但工作起来都很给力，他们能以身作则，爱护集体，能和同学打成一片，热心帮助在学习上有困难，或有缺点犯错误的同学。例如周群就主动和“大姚”交朋友，上下学同来同往，聊天谈心，“大姚”很尊重他，乐于听从他的劝导和帮助。我还特意安排杨颖和保红与他同桌，他也“服服帖帖”地接受她们的帮助。晓诗、学民等以和善之心与各类同学交朋友，彼此相处得十分融洽。一学期下来，这些“干部”，逐渐锻炼成为班上的“脊梁”，我的得力助手，同学信任的带头人。为了使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有更大的提高，我特定每周课后，两次集体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课后的教室或办公室同学老师大都离去，静静地只有我带着74.2班的班干部在认真地学习，有时星斗满天才回家。有多少次我顾不得接孩子，常是学生帮我接回儿子——学校幼儿园最后的一个孩子。之后我又发动全班家长参与班级管理，建立一个家长委员会，让他们深入了解班上每个学生的情况，出点子，想办法，除了管好自己的孩子外，还要关心其他孩子和班级的成长，对有些孩子进行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对班级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个办法很奏效。有的家长对家长委员会的意见和要求，非常重视和尊重，紧密配合，对学生的教育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几年来这些家长真心地关心支持我的工作，在频繁的沟通交流中不少家长成了我的朋友，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
1978年春节团支部在天安门合影
就这样，在全班师生及家长的努力下，我们的班级面貌渐渐发生了变化，各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74.2班从原来年级里问题较多的班级，跃居为全年级学习纪律体育靠前的班集体。历年学校的春秋季运动会上，74.2班无论是入场式队列前进还是运动成绩，都名列全年级第一，每次当我班班长和体育委员站在领奖台上时，全班同学热烈鼓掌、欢呼雀跃，我也常常激动得不能自已。后来我班被评为优秀班集体，我个人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学校经再三挑选，把全市“五一”节庆祝活动，布置颐和园的“政治”任务交给了我们班。一个多月，我每天和学生奔波于学校、家庭和颐和园之间，大家精心地制作，认真地布置，“五一”前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学校和上级的表扬。当我和学生从电影、电视、画报上，看到颐和园举行盛大庆祝活动那天，我们亲手制作的灯笼、花篮、花卉、字幅，悬挂在园内的树枝、楼阁之上，看到小桥、通道、园林等被我们装扮得漂亮美丽，人们争相与其合影时，心中充满着欢欣和自豪。
那些年我和学生一起到陶瓷厂干活，一起长途拉练，一起到农村割麦、插秧，一起到研究所、商店勤工俭学。。。在劳动中我们一起向工人师傅学习，向农民请教，其间师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感情也日益增进，孩子们好像渐渐淡忘了什么“师道尊严”、“黄帅造反”、“批林批孔”这些当时铺天盖地的喧嚣。记得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时，媒体上很难找到宣传周总理革命业绩和崇高精神的报道。我在课堂上尽我所知地给学生们介绍周总理，讲述他的不朽功绩和伟大精神，和孩子们一起制作花束，扎制花圈，在教室布置纪念周总理的灵堂，然后我又带着学生捧着周总理的遗像，到天安门去悼念，让孩子们亲身感受全国人民对周总理的爱戴和对四人帮无言的愤怒。那时我感到孩子们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也懂事许多。后来当我把自己写的一首悼念周总理的长诗读给他们听时，全班同学伏案哭泣，课后他们纷纷建议我把诗稿投到报社，我只能以“现在还无处刊登”作为回答，他们默默地点头会意，我想这时我们师生的心灵是相通的。我还记得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震感强烈，不少地区受灾。当时我先生出差在外，我不放心学生，大雨中草草安顿了幼小的儿子后，就急急地赶往学校，到一个个的地震棚里寻找我的学生，当得知我的学生和家长都安然无恙后，我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赶回家，想着如何为自家搭建防震棚。正在我为难时，只见我班学生周文川带着几个同学，拉着一车树干树枝，说是来给我搭防震棚，当时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这时我明白，我的学生和我的心越来越近了，我们之间越来越亲密了。
三．爱班
在学生的教育管理中，我秉承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的原则，出于爱心，教育和尊重每一位学生，营造和谐团结的班级氛围。几年的成长，我班的“干部”，慢慢地成熟“老练”起来，深受全班同学的信任和拥护，每次大家推选三好学生、优秀干部、标兵模范等，他们常常榜上有名。为了对干部严格要求，也为了让平时表现较好的其他同学有获得荣誉的机会，我在班干部会上号召干部们把荣誉让给更多的同学，以班长周群为首的班干部，都齐齐地让出名额，之后凡有“美差”或荣誉之事，干部们都会主动“让贤”，使更多的同学“获益”。这样，74-2班的干部们更得到同学们的赞誉和拥戴，也受到全年级师生的关注，那时只要一提起2班的班干部，没有不翘起大拇指夸赞的。这种良好的“干群”关系，这样团结、和谐的班级氛围，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记得有一次，一位学生“小王”受人挑唆，在班上大打出手，班长周群上前劝阻，他竟掀开桌面劈头向周群砸去，这时全班同学群起怒喊，有的还上前以身保护周群，集体的力量“震慑”了头脑发胀的小王，在大家的帮助下，他蔫蔫地道了歉，认了错。还有一次，“大姚”和几个“哥儿们”在大操场看露天电影，看到一个镜头时，他们大声地起哄叫嘘，造成不好的影响，受到当时工宣队的“拘留”。几天后，工宣队通知学校去领人。我到了“拘留地”，看到“大姚”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看到我来，他低头不语，我批评了他几句后，慢慢地抬起头来，怯怯地说：“老师我错了，以后再不敢了！” 这时看到他的眼里含着泪水，我的心也软了。我向工宣队作了保证后，就把他领回了学校。回到班里，我没有按当时处理此类问题的方式，给他一个批判会，而是开了个欢迎会，让全班同学欢迎他重回班集体，感受集体的温暖和帮助，他感动得又是低头不语。事后他的家长也直说感激，并一再保证以后不再出手狠打孩子，要配合学校和老师改进方法好好教育。从此“大姚”慢慢地懂事一些，傻淘胡闹的情况少多了，我感到对他的教育和管理，也比从前容易多了，同学们渐渐地喜欢上他，他也不再欺负同学懂得爱护这个集体了，以至在勤工俭学劳动中，毫不惜力，勇挑重担，受到大家的好评。
“文革”终于过去了。几年来，我和这班学生一起经历了这个时代的风风雨雨，陪他们度过了一段不寻常的青春岁月，把全身心都交给了他们。几年间，一个健康的我，累得体弱多病;一个年轻的我，细纹爬上了额头，青丝间露出了白发，人也显得憔悴了许多。同事们，开玩笑地给我起个绰号叫“玻璃翠”，说我像这种花一样“凋谢”得快，也有人不解我当时为什么要那么执着的“归队”。尽管如此，我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不介意为这班学生曾失去过一些健康和美丽，我觉得比起学生们的健康成长和学业长进，这点丢失是微不足道的，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庆幸这届学生获得了命运的转机。毕业前夕，为了应对高考，学校将全年级学生按成绩重新编班，分层次教学，我的学生们被分配在五六个不同的班级内。但毕业后，他们仍然认定自己是74-2班的学生，他们的班主任仍然是我——他们的张老师。1979年高考结束后，原74-2班有近20名学生拿到了高校录取书，当时我们高兴得一起到颐和园去划船。这个成绩当时不但在我校全年级名列前茅，在全区也是很靠前的，要知道那时高考的升学率可只有百分之四啊!同时班上还有一些同学，也都以较好的成绩，考取了当时的“中专”，还有不少的学生直接走上了工作岗位。毕业时，当我看着一个个曾经懵懵懂懂、不明事理盲目造反的毛孩子，变成风华正茂、青春洋溢的“同学少年”，将要带着自己的梦想跨进高等学府的大门或投入新的生活时，我由衷地为他们祝福，为她们自豪。
四．情深
这班学生走出中学校门后，我仍不断地关注着他们的成长和进步。当得知吕方、爱民、贺田等同学，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大学本科的文凭，看到培良、学民、玉芝、兰花、汇艳、力军、跃东、健民、跃利等在工作中独当一面，受到单位的重用，看到大姚、小石、小王等有了称心的工作，自强自立，很是高兴和欣慰。听到不少学生大学毕业后，在各自的岗位上挑大梁，成骨干，就像我自己的孩子成功一样的兴奋，如医术精湛的建新，早已是一家三甲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大专家，有时我开玩笑说：“建新这辈子我可不希望走你的后门，开脑子太可怕了”。保红是我推荐上的师范大学，我认定她将来是一位好老师，果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没干几年，她就出类拔萃，成为海淀区的名师，北京市的优秀教师，“非典”时还上电视给全市学生授课呢。再如周群下海后成为一家大的外资企业的中方代表，独当一面，非常能干；晓诗原是世纪坛医院心内科的骨干医生，积极响应号召，主动到社区医院任职，管辖着几万人的医疗保健工作，担子重，责任大，我常常提醒她要劳逸结合，保重身体；栢平心高志远，时尚新潮，放弃了大学教师的“金饭碗”，常年奔波在世界各地，执着于她的事业，骄傲于她的成功；培良早已自己创业当上了老板，事情干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尤其让我惊喜的是当年的小启子，毕业后响应祖国的召唤，投身从戎，毅然奔向自卫反击战的战场，当我从他的来信中，得知他火线入党，立功受奖的消息时，真是感动万分，更高兴的是复员后他还和同班同学、亦是我的学生同芬喜结良缘，成为我们这个班唯一的一对同学夫妻。
1990年校庆30周年与部分学生合影
当然我的学生也没有忘记他们的老师，时时惦记和关心着我。有一年，爱民、贺田等得知我要搬家，工作之余，拿着工具，赶来帮忙。那些年，每逢过节或听说我有病，班上的一些干部、同学就会到家来看望，或者有同学从国外、外地回来，他们也会约我一起聚会。几十年来他们不但和我亲密往来，也和我的先生孩子十分稔熟，成了全家的朋友，只要说起我的这班学生，我的家人也会如数家珍般地叫出不少人的名字。有一次我外出，先生回来告诉我：“大姚今天两手提着水果蛋糕来看你，还一个劲儿的说：‘您告诉我老师，我现在挣钱了，以后两个弟弟的学费和结婚的事儿我全包了！’”很遗憾我当时没见着他，但这份心意，让我每每想起都会感动得想他。小石毕业后在邮局工作，那时集邮很热，要走后门才能买到邮票，他有“近水楼台”之便，就想到了我，费尽周折打听到我的家，特意为我订购，虽然我并不热衷此事，但他总想为老师尽点心做些事的好意，我全心领会并报以真诚的感激。后来听说他突发心脏病去世，我极为难过，他在学校的往事时时浮现在我的脑际，后来全班聚会时，我还领着同学为他默哀，痛惜他的青年早逝。小王曾经是班里的“个别生”，和同学相处不太好，工作后大有长进，常想念老师和班上的同学，那年全班聚会，他积极倡导，那时私家车很少，他做司机，热心地迎送老师同学，赢得同学们的拥护，一致选他为同学会的负责人。谁料不久，我给他家多次打电话都无人接听，事后才知他身患重病，我急忙去医院探望，但他已是病入膏肓，连睁眼看我的力气都没有了，望着他蜡黄的面容和枯瘦的身影，我默默地离开了病房。为他送葬那天，我正有课，特委托同班学生代我送他一程，课后我即到他家去安慰他的父母，表达我的哀思。
2010年春节与学生在北京静之湖度假村
国内的学生如此，远在大洋彼岸的学生们，同样没有忘记他们中学的这位班主任老师。2001年，当旅居美国的冯洁听说我五月要去美国旅游探亲，早早地就发来电邮，打来电话，约我到芝加哥聚面。到她家后，受到她们一家的热情欢迎和款待，她和孩子陪我到密歇根湖泛舟游览，到唐人街去游逛，给我做好吃的饭菜，送我事先备好的礼物，让我感受到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桃李之情的珍贵。记得学生杨颖高一时转往别校，很久没有联系，去美国前，她母亲给了我她的电话号码，到美国后，我试探地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她听出了我的声音，激动地都有哭出声来，直说，太想我了，当即邀我到美西去玩。他当时住在美国西部的加州，在一所大学里任教。这次我是到美东来探亲，原先并没有去美国西部的计划，电话里她一再劝说我到美国一定要来美西看看，并主动邀我住在她家，替我选定在美西旅游的线路和旅行社。在她的热情相邀和安排下，我登上了前往洛杉矶的飞机。下飞机那天，适逢杨颖学校有课，她特意安排王世宇来接我。世宇也是我74-2班的学生，老班长周群到校团委任职后他接替周群当班长。他为人谦恭随和，学习努力，人缘不错，当时在国内已是北京医院有名的牙医，后辞职到美国工作学习。到他家后只见他家里到处摆放的都是口腔、牙齿的模型和器具，原来他正在紧张地准备参加美国的牙医考试，将来想在美国发展，开一家自己的牙科诊所。他和妻子小张热情地留我在他家住宿，第二天还陪我到洛杉矶迪斯尼乐园游玩。之后杨颖接我到洛杉矶尔湾她的家里，给我早已准备好住房和生活诸事，联系好旅行社，第二天就开始接送我到美西各地去旅游。每天她早早做好早餐，餐后即开车送我到旅行社指定的出发地址上车，晚上又接回我共度晚餐。有时她上课实在来不及就让她的美籍丈夫老兰来送我。就这样我在杨颖的家里住了十天，游览了美西许多有名的城市和景区，如旧金山、洛杉矶、拉斯维加斯、影视城、优胜美地公园等。他一家人待我亲切热情，让人没有一点生疏感，老兰虽和我语言交流有一定困难，但从他的眼神和行动中，让我感到了尊敬和温暖，漂亮的儿子杰一，大大的眼睛，总带着好奇和亲昵叫我“婆婆”，稍一不见，就问妈妈“婆婆到哪儿去了？”有一次当我出游下错车站丢失后，非常紧张和恐惧，情急之下拨打了美国的急救电话“911”，接警后美国警察即把送我到了当地警察局。这时在车站接我的杨颖久等不见我来，急坏了，后来当她接到警局电话，全家开车从几十公里外来到警察局接我，看到我后，他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这时，迷途一天、惊恐万状的我，见到他们像见到亲人一样，情不自禁地和杨颖紧紧地拥抱起来。回国后和旅美学生这段大洋彼岸的桃李深情，我铭记在心，凝成一文，载于报刊，成为家人和朋友们的美谈。
五．团聚
时光飞逝，1994年新年来临。已经走出母校大门15年的同学，人心思聚，一声相邀，呼啦啦一下子，几乎全班都来了，连旅居美国的冯洁、在外地工作的陈凤等也都专程赶来。那年这些学生三十二、三岁，正和我接他们进校时的年龄相仿。岁月不饶人，这年我已年过半百。看到一个个英气十足、靓丽可人的学生，万分惊喜。大部分学生我一下子就叫出了名字，个别的还在犹豫，如钱玉民一进来，笔直的站定，一个标准的军礼，一声张老师，让我有点愕然，他报名字后，真不敢相信，当年那个矮矮小小的玉民，竟然如此高大英武，再定睛一看，是他，那纯净的眼神，憨厚的笑容，让我一下子又找到那个课后和建军一起为班上写板报、修桌椅的“乖孩子”玉民的样子来。初中时从外校转到我班的杨松江，听说同学聚会也匆匆赶来，见面时，他说话老练成熟的样子，让我猜到他定是一位出色的大学教师。多年不见的李玉在、夏有才等学生，在校时腼腆少语，今天见了老师同学，也都满面春风，侃侃而谈。宴席上当同学们举杯向我致谢，为我祝福时，我的心里荡漾着激情，眼里含着泪花，年轻时我曾经仰慕的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瓦尔瓦拉老年和学生相聚的画面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此刻我不正沉浸在这种幸福之中吗？我为我的学生骄傲，为我从事的教师职业自豪，为我一生真诚的热爱和无悔无怨的奉献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满足。席间同学们忆往昔，说今朝，谈笑风生，其乐融融，离别时依依不舍，纷纷相约以后多联系常相聚。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掐指算来，今年2014年，北航附中我74-2班这届学生入校已40个年头了。平素我常感叹日子过得太快，一晃自己就年逾七旬，退休已18年了。不觉我的学生们也都年过半百，不再年轻，有的同学已经退休，有的也将要退休。回首往事，我们曾一起走过的风雨历程，共同感受过的阳光岁月，是那么地令人怀念，那么地激动人心，它是我心中珍藏的最美好的记忆，是我教学生涯中最值得留恋和回味的一页。
74-2班，是一生萦绕在我心中的美丽情结；74-2班学生，是我永远的爱!（张阿莹）
编辑：贾爱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