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2025年6月5日起，北京日报头版推出专栏“我们的1945”，深入采访亲历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以及他们的子女，通过他们一段段真实鲜活的回忆追忆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礼赞英雄主义情怀。北航五位老同志杨平、于高光、冷启元、刘宗汉、王庆华受邀接受采访，他们的抗战故事刊发后，感动无数读者。

杨平：“做革命工作，不能讲报酬”

抗战老兵杨平。

除了那一枚枚历经岁月的军功章，杨平最珍视的便是她的日记本。

采访开始前，这位99岁的老兵小心翼翼地捧着日记本，滔滔不绝地向记者介绍起最近正在学习的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杨平长年保持着每天收看《新闻联播》的习惯，每晚将心得与感悟写进日记里。日记，其实也是杨平的学习笔记。

“我离休了，但没离党，我不能掉队。”对于这位自小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来说，“不能掉队”这四个字已然融进血液里。

从记事儿起，杨平就知道自己的家是共产党员的地下联络站。

杨平的父亲杨筱震是家乡最早一批加入党组织的老党员，一直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杨平从小受党的影响，为党组织开会做好服务工作。

党员开会时，杨平就给开会的同志们端茶送水。在孩童时代也经常为父亲送字条，通知党员开会。“比如夏菲同志，她是经常在我家开会的人物之一，也是唯一的女性，工作对象是农村的中青年妇女，那时我常为她引路，深入农户进行宣传教育。”

从小，杨平常常听到父亲和各位党员讨论如何唤起民众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畅想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长大后也要成为一名党员的念头在小杨平的心中萌芽。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不久，杨平的家乡湖北钟祥县也危在旦夕。“为了保护联络点和躲避灾祸，父亲把家人都送到岩子河的外婆家，只留我一人在家，让我等其他党员前来时告诉他们联络站转移的消息。”

当时，只有12岁的杨平未曾认真思考过生死。她已记不清那天自己究竟等了多久，只记得当看到夏菲等几位熟悉的同志进门时，自己欣喜万分。夏菲等人的任务是护送一笔重要的党费，在穿越封锁时几人险些被敌人拦住。危急时刻，夏菲将这笔党费塞给杨平，嘱咐她一定要送到外婆家。

“我很害怕，但心里又知道那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我就装作与他们不认识，大脑一片空白，拼命向前狂奔，一口气跑到了外婆家。”

夏菲等人成功脱险后，提出要拿出一小部分党费奖励小杨平，“我父亲坚决地拒绝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做革命工作，不能讲报酬。”

1941年，不满15岁的杨平毅然参军，走上革命道路。

参军后的杨平先在新四军十月剧团孩子队历练，1942年初，杨平来到南山乡公所地方工作队，担任儿童团团长的同时，还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动员青年参加新四军。

杨平喜欢将自己在十月剧团学到的革命歌曲教给大家。到现在，她还能唱出当年的童谣：昨天晚上做个梦，梦见我在天上飞，一飞飞到大前线，鬼子多，它在那里杀人又放火。我在天上撒泡尿，淹死鬼子一百多，我在天上喊口号，吓得鬼子扪耳朵……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以后，为了加强中原地区的抗日力量，中央派遣八路军120师359旅南下与新四军5师会合，为了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5师急需各方面的人才。

听到这个消息，已经从南山乡工作队调到豫鄂边区实验中学学习的杨平非常激动，“我觉得现在是党组织最需要人的时候，此时不报名更待何时！”

1945年1月，杨平被新四军5师司令部选拔到新开办的政训大队学习报务，结业后到司令部第三处做侦收员。

当时，授课内容除了政治以外，主要是无线电通讯知识、电码的侦收和破译。译电一是要练听力，二是要练习书写的速度。“我当时书写速度很慢，特别是写英文字母，但为了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为了不掉队，我拼命地练，经常五个手指头都张不开了。”

做侦收员的那些日子，杨平他们3个人24小时轮流值班，敌人发送一份电报通常要更换好几个波长和频率，稍微不注意就会漏掉，“所以我们一上机精力就要高度集中，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和大意。”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在通讯不发达的年代，我们党凭借着一封封电报，指挥着一支支抗日武装。”在三处工作期间，杨平和同事们迎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6年9月，作为新四军5师三处参加中原突围到延安的唯一的女战士，杨平随359旅到达了延安。同月29日，杨平和战友们在杨家岭接受了毛主席、朱德、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贺龙等领导人的接见。

年近百岁的杨平回忆起79年前毛主席等领导人接见时的场景，依然忍不住地哽咽，“我们的国家能有今天，共产党的领导不容易。我见证了苦难，经历了抗战时期的艰难岁月，经受住了考验，也分享了辉煌。作为一名入党81年的老党员，我为中国共产党今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

于高光：“一定要找到游击队”

抗战老兵于高光。

1939年1月，山东冠县村庄外的田野上，一个叫于高光的少年正沿着田垄狂奔。

16岁的于高光和母亲闹脾气，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他要去找在附近活动的抗日游击队。

跑出四五里地，于高光碰上了一队人。巧了！一打听，正是冠县抗日游击队二营。看着满脸兴奋的于高光，游击队员警惕地问道：“你是什么人？”

今年102岁的于高光声若洪钟，行动也不迟缓。除了稍有耳背，百年岁月在这名老战士身上仿佛没有留下太多痕迹。

1923年10月，于高光出生在山东冠县于家村。抗日战争期间，他打过游击，也曾辗转观城等地工作，担任过区抗联主任、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部长。

他投身革命，源于一次巧合。

1934年，12岁的于高光第一次来到于家村40里外的县城，参加冠县高小入学考试。用他的话说：“小时候我没啥别的特长，就是书念得特别好。”这次考试，他考了全县前十几名。可学校学费高昂，离家又远，最终让于高光和家人望而却步。

打小就倔的于高光拗不过这口气。第二年，他再次报考家附近的辛集镇冠堂私立武训高小，又考上了。辛集镇离于家村只有几里地，还不用交学费，上学只要带干粮就行，于高光终于有学上了。

好景不长。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冠县又遭遇大洪水，武训高小不得不关闭，于高光再次辍学回家。“当时家里生活很困难，母亲总让我下地干活儿。我看书上了瘾，不爱干农活，便和母亲拗上了。”于高光回忆。

有一回，母亲催促于高光干活儿，他和母亲闹起了脾气，死活不去。母亲随手抄起笤帚就打。“她没打到我，我就跑了。”

离家出走的于高光，早就想好了去处。当时，村里好些年轻人参加游击队抗日，少年耳濡目染，早已对革命有了向往。于高光决定出走时就想好了：“一定要找到游击队”。

“一路走一路打听，刚好在一个村子里碰到了驻扎的游击营。”于高光碰上的，正是冠县抗日游击队二营，后来，这支队伍改为抗日游击队独立一营。

游击队员打量着眼前的这个“愣头青”，让于高光惴惴不安。正在此时，一个熟面孔出现了。“你说巧不巧，同村的于少畲也在营里！他大我7岁，以前上学的时候没少帮过我。原来他已经参加革命很久了，还是党员。”

在于少畲的引荐下，出走的少年正式加入游击队，投身革命。

1940年，于高光被委派至鲁西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深造，1941年被分配到观城县工作。

抗战时期，于高光打过游击、做过群众工作，他说，自己和身边的战友都没有伤亡。但最令他感到遗憾的，是一个关于馒头的故事。

参加冠县抗日游击队后，由于于高光办事踏实认真，又上过高小，连队任命他为朱德青年队队长兼司务长，分管部队的思想教育和后勤保障工作。

打游击时，连队不停变换村子驻扎，后勤保障是首要任务，尤其是战士们的吃饭问题，关系到仗能不能打好。

有一回，连队在一座村子驻扎后正赶上饭点儿。村子里买不到馒头，于高光就打下包票，骑上马去外村买馒头。结果左走右走，就是找不到卖馒头的地方。过了饭点儿，于高光悻悻而归。没等到他的馒头，战士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找饭吃。

“一百多个人等着我吃饭，结果我没买着，你说我心里啥滋味！”说到这儿，于高光两手一拍，满脸懊悔，好像还在气当年的自己，嘴里念叨着“自己年轻气盛，不知高低”……

“馒头事件”后，于高光一直心有愧疚，总觉得对不起战士们。“馒头遗憾”带来的阴霾在这个“犟脾气”心里久久未能散去，他被派去地方工作，辗转来到鲁西军政干部学校学习。

鲁西军政干部学校后来改为鲁西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在那里，当年的“愣头青”沉下心学习钻研，渐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在那里，我深入学习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毛主席著作，对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理解。”

1941年毕业后，于高光来到观城县开展群众工作，起初在青年救国会担任组织部长和军事体育部长，后调到观城一区担任救国联合会主任。无论在哪个岗位，他都一如既往把他那股子倔劲儿带到工作中，从不轻言放弃，办事也周全。解放战争中，于高光曾担任中共郓巨县二区区委书记。

80多年过去，这位百岁“铁汉子”回望烽火岁月，拍了拍大腿，动情地说：“忘记等于背叛！忘记等于背叛啊！”

于高光曾写下这样一段话：“今天，在和平宁静的环境里，人们不该忘记，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

冷启元：“要听党话、跟党走”

冷启元老人在抗战时期的主要工作是送信和放游动哨。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唱起上小学时跟老师学唱的这首歌曲，94岁的冷启元不禁红了眼眶。老人一字一句，铿锵有力。80多年前，这首《松花江上》陪伴他离开家乡，开启了那段刻骨铭心的烽火岁月。

1931年，冷启元在四川省遂宁市出生。那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冷启元儿时对战争的印象，是平地炸出的一个个深坑——1937年，国民政府宣布移驻重庆，重庆就此成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遭受日军长达数年的狂轰滥炸。为保卫重庆，遂宁机场作为中国空军主基地之一被启动，随之成为日军飞机轰炸的目标之一。

“日军飞机来了！大家快疏散！”冷启元张开双手，挥舞着双臂，回忆起日本轰炸机在家乡上空横行肆虐的场景。敌机呼啸而来，炸弹、燃烧弹一串串倾泻而下，浓烟滚滚、火焰冲天。“后来家里住不了人了，我们就直接躲到山沟沟里去。”据档案记载，仅1939年至1940年两年间，日军就曾多次对遂宁城区和机场进行轰炸。

冷启元的父亲早在1928年就加入了革命队伍，1943年跟随共产党离开了家乡。“家里就剩下我和母亲还有两个妹妹，生活很拮据，又要躲避敌人的战火，东躲西藏，我已经很久没有上学了。”冷启元话锋一转，“于是，我和母亲商量，决定去投奔父亲。”

1945年2月，14岁的冷启元离开家乡，辗转找到父亲。起初，他被带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招待所住下，后又被安排在办事处勤务班帮忙，干一些扫地、打水的工作。“队伍里我年纪最小，大家都喊我小冷。”回忆起刚参加革命的时候，冷启元眼中闪着光。虽然年纪小，但他懂事而且机灵，经常主动到各屋帮忙打扫卫生。

当时，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负责收集、转运军需物资等工作。冷启元因为年龄小，被安排去后山梁送信、放游动哨。尽管已经到了抗战后期，但依旧危险重重。“前几次送箱子、送信的过程很顺利，没有问题。后来，有一次送信巡逻的时候，我看见马路边的石板路上画了一支手枪，相当逼真，这引起了我的警觉，决定还是先回去汇报。”冷启元回忆，观察到周围没人，他赶紧跑回去，“自此，组织就不让我出去巡逻了。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树林里经常能听到机枪扫射的声音。”

“后来有人问我，送的信里写了些什么、转交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也不需要知道。叫我送信、送箱子，我保证了它们安全送达，这就是我的工作。”说起80年前的工作，冷启元哈哈一笑，胸前的两枚纪念章轻轻发出叮当声——一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另一枚是“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老人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听党话、跟党走。”

抗日战争胜利后，冷启元随中共代表团驻南京，在《新华日报》营业部做电报明码翻译工作，后担任董必武的勤务员，于1947年3月抵达延安。1949年3月，他又随组织进京，同年8月来到北师大附中二部继续学习文化课。后来，他考入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1991年离休。

如今，那首儿时最熟悉的《松花江上》仍时常回荡在老人耳边，眼前，是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回望过去80余年，冷启元满怀感恩：“我很幸运能走到革命队伍里，受到党的培养。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刘宗汉：“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

抗战老兵刘宗汉。

“回忆一生，我从小就受党的熏陶。” 97岁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离休干部刘宗汉这样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位亲历过抗战烽火的老人，缓缓打开记忆的闸门。

1927年，刘宗汉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的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父亲是村里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亲舅和堂舅中也有共产党员，“我们家当时就是党的一个联络站，我经常会看到父亲像是和别人在讨论什么重要的事情。”刘宗汉还有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师也是共产党员，会古诗文，还会英语，后来，因坚决不肯“给日本人教书、教日本人的书”，这位老师以死明志。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安平县城，“但广大农村他们占不了，我们这个地区早就有党组织在活动了。”1938年前后，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农会、儿童团纷纷成立，学校里建起了学生会。正在读高小的刘宗汉一边读书，一边和同学们当宣传员，到处写标语、演节目，传播先进思想，“比如说妇女解放，女性不但要放足，还要学文化，可以自由恋爱；还有什么是民主政治、什么是‘三三制’政权……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抗日，我们就讲给乡亲们听。”

但日寇的铁蹄与血刃容不下一方书桌：“敌人经常出来骚扰，一听到有敌情，老师就要带着我们转移。”刘宗汉记得，那时大家每个人身上都挎着一个木头匣子，拎着可以盛书，放下可以当凳子，“我们早晨带上贴饼子、窝窝头和一包小米，如果没有敌情，老师中午就熬一锅粥，算是解决了吃饭问题。”

1942年，日军发起惨烈的“五一大扫荡”。“安平县周围都是平原，无法躲藏，敌人便对我们穷追不舍。”在党的领导和指挥下，大家找到了应对方法，“敌人既然是拉网式的，我们就得学会钻网眼儿，往回跑，而且还要隐蔽下来。我们藏在麦地里，眼看着敌人呼呼地过去，可他们就是发现不了我们。”日军想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为了保存力量并尽可能减少百姓的损失，八路军大部队撤往太行山、五台山等地形复杂的山区，但是游击队不能走，民兵不能走，县大队不能走，党组织骨干更不能走，要继续与敌人坚持战斗，化整为零、打游击战，坚决保卫抗日根据地。

十几岁的刘宗汉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加入了民兵组织，白天藏进青纱帐，等到夜色降临，便在腰间掖上两颗手榴弹去骚扰敌人，或者顺着电线杆子爬上去弄断电线。“鬼子急了，逼着老百姓把离村子近的高秆庄稼全部砍光。而且一到冬天，地面庄稼都没有了，我们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于是，大家从地面向地下转移，刘宗汉家先试着挖了地道，地道口开在牲口的脚底下、吃草的槽子前面，洒上牛粪马粪做掩饰，“敌人一看这么脏，很少起疑心，这个地道口从来没有被发现过。”很快，根据上级指示，全村都被动员起来，“上面有街道，下面有地道”。地道里设有通气眼，可以点蜡烛采光，有时，刘宗汉会带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籍，在地道里给大家讲讲故事，“虽然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我们仍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

从村子向东约二里地有一座日军炮楼，住着几个鬼子。有一天，日伪军小队长带着汉奸警卫到村里做衣裳，在村干部的保密和配合下，两名游击队员乔装打扮了一番，跟着进了裁缝家。趁着汉奸警卫正摘老乡家里的枣吃，游击队员一枪将其击毙，并迅速控制住了小队长。刘宗汉和其他民兵游击队员一起包围了炮楼，“鬼子一晚上都没敢动。后来经过一番教育，敌人统统投降了，炮楼也烧了。”进入1944年，盘踞县城的日军渐渐退缩至石家庄等大城市，很多县城陆续重回党和人民的手中。

1945年，刘宗汉接到县里的命令，调他去农村教书，恢复被日军摧毁的学校。“日本人没完全走的时候，我组织儿童团打鬼子，腰里一直别着手榴弹。我告诉学生们一定要学本领，把鬼子赶出中国去。”此后几十年，刘宗汉求学精进，数度辗转，在教育岗位上奉献了大半人生。他一直记得党的教导，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老人用一句朴实的心里话结束了他的故事：“要把我们的国家搞好、民族搞兴旺，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

王庆华：“做祖国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抗战老兵王庆华。

“我是抗日战争的幸存者，能见证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我由衷地感到幸福和幸运。”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刚刚过完98岁生日的抗战女兵王庆华深情许愿：“祝愿国家强大、人民幸福，永远做祖国的一颗闪闪发亮、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1927年，王庆华出生在河北省。加入八路军参与革命时，她刚年满14岁，是所在连队里年龄较小的女娃娃。亲眼看到侵华日军对家乡的蹂躏和践踏，王庆华很早就产生了参军报国的想法。在哥哥和嫂子的带领下，她加入了八路军冀中军区17团任枪械员，后又被安排到被服厂工作，为前线战士缝制军装、被褥等。

当时，因为没有生产厂房，生产任务分配到了村里的住户，战士们就在老乡家里隐蔽工作。前方战火连天，王庆华所驻的村子也频繁遭受敌军的“扫荡”。如今，她还清晰地记得：“日军进村烧杀抢掠，我就和乡亲们一起抱着被子和包裹行李转移，有时躲在距离村子很远的一条大沙河附近，晚上也不敢回家，就在沙地上睡觉。”王庆华说，也正是因为善良勇敢的老百姓愿意和八路军一起抵御外敌，部队交给的生产任务才能顺利完成。

见过丧心病狂的侵略者滥杀无辜，也听说过日军制造的各种惨案，但王庆华从未心生退缩。“因为我是光荣的八路军战士，肩上有着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

在被服厂工作约两年后，王庆华又跟随部队进山，加入兵工厂，主要负责弹药生产制作相关工作。“弹药制作过程很危险，加上当时生产条件不足，设备简陋，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事故。”谈及当时的生产情景，王庆华仍记忆犹新。

一次对炮弹做烘干处理时，炸弹被意外引爆，王庆华的战友当场牺牲。“只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没了……”回忆起这场事故，她眼中含泪，直言会害怕，但还是要继续冒着危险生产，只为稳定输出弹药供给，“前方有一群保卫祖国的战士，身后有需要保护的老百姓。”

讲起自己的经历，王庆华总会提到“一颗螺丝钉”的故事——“不论啥机器，都是靠螺丝钉固定连接起来的，有的螺丝钉拧在机器的心脏，有的拧在机器的支架上……螺丝钉虽小，可各自的作用大着呢！”她说，保家卫国亦是如此。虽然没上过战场，但她一直默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祖国和百姓。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庆华继续留在兵工厂担任保管员，负责接收、管理和保护炮弹等工作。1954年，她被调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从事保管员工作，直至1986年离休。

回望过去80年，王庆华说得最多的就是“知足”。“相比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战友，我的功劳不足为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王庆华感慨地说，尽管如此，国家仍给予抗战老兵深切的关怀和照顾。说完，老人的目光落在家中储物柜中那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上。王庆华的子女说，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纪念章从柜子里取出，一边小心擦拭，一边给家人讲述抗战往事。

历史不会忘记，抗战精神永存。

如今，国家繁荣富强，百姓安居乐业。98岁的王庆华也给自己提出一个要求——每天雷打不动收听时事新闻。“希望看到国家更多、更大的发展和变化。”说到这里，老人眼里焕发出光彩。

（审核：李建伟）

编辑：贾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