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的喜悦

首飞的喜悦

王传德/文

我是1952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成为北京航空学院招收的首届学生。因体型偏胖，同学们都叫我王胖。

1957年在航空发动机工艺专业2302班（即52年入学发动机工艺系第二班），毕业后分配到哈尔滨120厂（现名中航哈尔滨航空发动机工业公司）工作。五年半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调到了成都132厂工作（现名中航成都飞机工业公司）。本来应该成为航空发动机制造专家的我，命运之神却将自己变成了飞机制造专家，并稍有贡献。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三分之二的人生美好工作时段（约26个春秋），干的是重复性的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基层技术工作。

有赖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择优录取干部加上自己又早已崭露头角，在1981年被提升为人员已达1.8万的成都飞机公司的副总工程师而进入了公司领导层，并分管歼七飞机的改型工作。

歼七系列飞机由成都飞机公司生产、装备空军，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歼击机，雄踞中国领空长达40年之久（1970~2010）。

在歼七系列飞机（国内型）三次重大改型中，自己担当了后两次在改型中制造方面的实际负责人。当时自己以成都飞机公司副总工程师身份兼任了歼七Ⅲ型飞机设计师系统副总设计师（该系统总设计师是宋文骢，后升为工程院院士）和歼七Ⅲ型飞机行政指挥系统成都飞机公司副指挥（该指挥系统总指挥师三机部高镇宇副部长）和歼七E型飞机行政指挥系统副总指挥而成为该两型飞机（歼七Ⅲ型飞机、歼七E型飞机）研制工作中制造方面的实际领导人（设计方面工作除外，另有专人领导）。

能站在航空工业最先进的歼七系列机生产的这条主干线上，两次担当了能促进社会发展的、能直接提高空军战斗力的、创新式工作的歼七飞机改型的领导职务，人生能有此机遇者不多也。

30多年过去了，岁月流逝，记忆模糊，但两次新飞机的首次飞行却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首飞顾名思义就是新试制的飞机首次上天飞行，天空无机场，摆在首飞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安全返航着陆或机毁人亡，因而首飞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1984年4月26日，成都天空晴朗，万里无云。公司机场上人头攒动，参观人群有国防科工委、空军、原三机厂、四川省领导也有各兄弟单位的代表及本公司一万多名职工。一颗红色信号弹冲天而起，随着发动机震耳的轰鸣声，雄鹰冲天而起，直插云霄，随之掌声如雷。

在人群的欢呼声中，作为该机试制的主要领导之一，酸甜苦辣涌上心头，五年了，多么值得回忆的五年啊！其一，既有阶段成果的喜悦，也有技术难题闯关的深思；既有按网络计划组织生产的顺意，也有临时调整当机立断改变计划的风险；既有按部就班沿正常秩序的生产，也有挑灯夜战甚至通宵达旦奋战的辛酸；在关键时刻全公司上下一条心确保了新机按时上天。

五年的奋战年仅50多岁的我在身心煎熬下已是白发盖头了。

其二，首飞虽然做了多次复查、万无一失的准备，但不定因素太多，主要困难是地面试验与空中现状的差异，首飞是试制阶段最危险节点。飞机上天了，只是危险的开始。飞机直插云霄之时，也是知情人提心吊胆之时。俗话说“担心到了嗓子眼”，就是此时的真实写照。

飞机通场（飞机从参观人群头顶低飞而过）时人群的整齐欢呼声也未打消心中的担心。

着陆时飞行最危险时刻，半小时的飞行很快结束了，嘭的声音分外响亮，飞机起落架着地了，随之抛出了阻力伞，它像拖在大鸟身后的一朵绣球花，飞机滑呀滑呀速度慢慢减下来了，展翅的大鸟在机场的停机坪停下来了。人们欢呼了，疯狂了。

我已听不见人群的祝贺声、欢呼声、发软的双腿已无力支持偏胖身躯的重量，我瘫坐在椅子上，这是极度紧张后的放松，这是提心吊胆后庆幸。平静后，心中默默地在说：“成功了，五年的心血开出了灿烂之花，成功了———”。

喜悦在心头回荡，但一个声音又在心头响起，首飞仅是阶段性成果，用飞行试验来检验飞机的性能，进而达到设计定型、批量装配部队才是最终目标，任重而道远。想到此，心中充满了力量，站起来，随之迈出坚定的步伐，伴随着人群的欢笑声走向下一个目标。

这是国家的培养及信任，也是个人的努力，是当之无愧的对国家的贡献，这更是历史的机遇，人生中能有此机遇者不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