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引导我入党
张忠麟
在我的记忆中，对党的认识开始于我读过的一本书。那时，我的家乡浙江宁波刚解放不久，我还在读小学。有一年的冬天，我到亲戚家做客，亲戚递给我一本《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我一打开书就被书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住了，我第一次知道了有一个为劳苦大众的共产党，第一次知道了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队伍。我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正是严寒的冬天，南方没有暖气，且当时的家境并不好，常常处于挨饿受冻状态，因此对书中的“过草原、爬雪山”的描述感同身受，过了近七十年我还记忆犹新。这是我对党的初始认识。
我在上小学高年级时，加入了中国少年儿童队(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前身)，戴上了红领巾。从此，“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这清脆的余音绕梁的童声和充满正能量的歌词就牢牢铭记在心里，以至于已经耄耋的我，有时还会轻轻哼上几句。
1952年，我进了宁波第一中学学习。在那个年代，我国出版了很多苏联卫国战争时的文艺作品，有的还被拍成了电影。我阅读了不少此类作品，也观看了有关电影，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和电影《共产党员》等。从此，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在自己心里渐渐鲜明和高大起来。1954年，我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团章规定，青年团是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当时，我已暗暗下定决心，我以后一定要加入共产党，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我为什么要入党？其认识是逐步提高的。现在每个人都能上中学，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可是在我年少的那个年代，我出生的家庭是农村的贫民，无田无房，全靠双手劳作取得微薄收入来维持生计，家里无法供孩子上学。我哥哥上到小学五年级，因家里实在太穷，哥哥被送到百货店去当学徒（当地称为“学生意”），从而不得不中断学业。我的父辈和祖辈几乎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即使我父亲随朋友去新加坡当洗衣工，给国内家里写的信还是请人代笔的。解放了，我有幸能上中学，这全靠共产党。我要求入党，就是为了报答党的恩情。这是我当时的入党动机。
我知道入党有年龄限制，年满十八岁才能入党。十八岁前，我在等待十八岁的到来。1956年，我已满十八岁，当时已是高中生了，我第一次向学校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以后我曾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听过学校组织的几次党课，但三年时间匆匆过去，党组织并没有发展我入党。当时我想，高中三年，我一直担任班里的团支部书记，要发展新党员应该是我呀！我没有检查自身的不足，而是找客观原因，认为可能是我父亲在新加坡而成为海外关系，从而影响了我的入党。其实这是我的主观猜测。
1959年，我考入了浙江大学物理系，我们是二十几个人的一个小班。我所读的核物理专业，当时属于保密专业，因而大部分同学是共青团员，一半左右的共青团员在中学时担任过支部书记，仅有的一名共产党员是在中学时就入了党。
在大学五年中，正是我国处于困难时期，党建工作几乎抓得不太紧，五年时间班里没有发展一个党员。但我作为共青团员，始终紧跟党，一切听党的指挥。具体表现在毕业分配时，班里有一个名额要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东北富拉尔基，我积极向组织申请，要求分配到富拉尔基工作。然而，事与愿违，我被分配到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但我还是坚决地服从了国家的分配。
1964年9月初，我到出版社报到，进入物理编辑室工作。物理编辑室有十余个同事，四个共产党员，我很快融入了新的团队中，并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此期间，我一直努力工作，处处争先当模范，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向党组织表明入党的决心。
转眼过了一年，1965年秋，高等教育部派出了大批干部到北京郊区县搞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作为高教部直属单位的高教社，党委书记带领我们奔赴北京怀柔县开展四清运动。当时，每个四清工作队由十余人组成，负责一个生产大队的四清，每位工作队员联系一个生产小队，我分配在大队部办公室。在四清工作队里还有北大和清华的师生，我与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四清结束回京后我们还曾有联系。
四清工作队的上级领导要求工作队员进村后要与社员实现同吃、同住、同劳动（简称三同），我在上中学时，已多次参加过双抢（抢收、抢种）劳动和大炼钢铁时的强体力劳动的磨练，早已习惯“三同”生活了，并炼出了一身好体力。当时有社员对我说：“张同志，你如果留下来，是我们队里的一个好劳力。”我凭借着强壮身体，积极参加田间劳动。我学会了用系着绳子的水桶从深井里汲水，每天给房东将水缸挑满水。我下乡时带了理发推子，利用休息时间在田头或社员家里为社员理发。这些都是受到小说《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中当年红军与老百姓的鱼水情的影响。
1966年初，我在四清工作队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我此时的入党动机已不是当初单纯地为报共产党的恩而入党，而是提高到为祖国、为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入党的高度。
1966年5月，我们从北京怀柔回到了高教社。一年后，我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因党组织停止工作也无法解决，直至1969年秋，教育部、高等教育部挥师安徽凤阳，组建五七干校，实现了军管。再后来，在干校恢复了党组织、进行了党员重新登记，这时，在迟到了三年多之后，党组织才批准我将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但在档案里注明，预备期仍为一年，即1967年初，我已成为正式党员，如此算来，今年我已是52年党龄的党员了。
我的入党宣誓仪式又被拖了很久，在出版社当时像我这种情况是个例，没有为我举行宣誓仪式。又过了三年，我被调到北航工作，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在北航发动机系，与系里的教师和学生新党员一起，在庄严的党旗下宣了誓，那时离入党已十余年了。
尽管入党之路历经曲折，但我对党的追求从未停歇。从第一次递交入党申请书到正式入党的过程中，我对党的认识和个人的思想水平也是不断提高的。几十年过去了，我对党和人民的初心未改，真诚地祝愿我们的国家愈加繁荣富强！
（作者系物理学院退休教工）
编辑：贾爱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