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运动中奠定入党初心
徐大华
我的父亲是原东北军一名高级军官，“西安事变”后，被国民党关押在西安第一监狱长达五年，直至日本投降前夕，才被保释出来。没有工作，再加上长期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非常困难。这时，国民党要组织一批原来东北军的人去东北“剿匪”，被我父亲拒绝。他觉得国民党原先不打日本，把张学良、杨虎城及很多人（包括我父亲）关起来，现在日本投降了，不好好建设国家，反而要消灭共产党，打内战，他坚决反对，绝不参加，并毅然带领我们全家回到了北京。
解放前夕，一九四七、四八年，我读初中一年级，北京的学生运动汹涌澎湃。当时地下党组织一些中学生去“清华”、“燕京”与大学生们联欢，我参加了。在那里与大家拉成圈，边跳边唱“团结就是力量”，心情很激动。跳累了坐下来听他们给大家讲“故事”。他们给我们讲“沈崇事件”，就是美国大兵强奸了我们中国的女大学生，由于没有“治外法权”，中国无权法办美国大兵，致使其逍遥法外。大学生们愤怒了！游行、示威，国民党政府就是不管，更气愤的是，国民党政府不去抓美国兵，反而抓中国学生。这样的活动，我还参加了几次，使我初步认识了国民党欺压民众的反动面目。
我当时上的是女中，时兴“交朋友”，实际这是地下党发动群众的一种手段。我的朋友是个地下党员（当时不知道），她看我参加活动很积极，开始借给我一些进步书籍看，后来就带我参加一些活动。有一次她带我参加在北大（红楼）操场的演讲会，会还没有开始，人群就乱了起来。只见那边有几个人拿着棒子打过来。我的朋友带我躲到了一个学生的宿舍中，他告诉我这些打人的是国民党特务，三青团。他们害怕群众了解了事情真相会反对国民党，所以才驱逐人群，不让大家听讲。
时至解放前夕，国民党更加疯狂，丧尽天良地炸了当时北京市市长何思源的住所，在各学校更是抓捕了许多进步的学生。在这时，我做了许多发动群众和保护进步学生的工作。由于我工作非常积极，再有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有一定认识，我的朋友就介绍我加入了“民联”（中国青年民主联盟）。“民联”是党的外围组织，我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北京刚解放，学校还没有开学，党在各个学校开展了教育活动，号召学生们来参加。主要宣讲党的主张和政策。形式多样，很活泼，还有许多大学生来参加。组织上给我的任务就是通知、劝说大家来参加。当时没有什么联系方式，只能一家一家地去通知。再有我们是教会女中，很多家长开始不了解共产党，就不让孩子来参加。我们只能一家家苦口婆心地解释，一次次登门劝说，最后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动员了一批学生来参加，我还得到了表扬。这段时间活动非常多，像迎接解放军入城、“五一”大游行等，我在组织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民联”由地下公开，并且全体成员转为“青年团”（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庆祝大会当晚在长安大戏院召开。那个气氛真是难以言表。互相拥抱，流着欢乐和难以形容的眼泪。我们胜利了，我们公开了身份，我们要在共产党领导下继续革命，为解放全中国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新国家而奋斗。
一九四九年暑假，我参加了北京团市委组织的学习班“学团”，使我对革命、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学习了“社会发展史”，知道了是劳动创造了世界，对阶级、剥削有了初步的了解。并且知道了我们向往的那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公平公正富裕的社会，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共产党就是要解放全中国并带领广大人民去建设那个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
北京解放后，镇压了反革命，取缔了妓院，取缔了反动会道门，关闭了烟馆和赌坊，社会治安非常好，几乎夜不闭户。物价比较稳定，劳动人民生活有了一定改善。部分解放的乡村，进行了土改，广大的劳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我们家里，我的两个哥哥都参加了解放军南下，政府也给我父亲安排了工作（建国后还是区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还被毛主席接见）。生活有了保障。这些活生生的现实，使我更看清了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建立新中国，就是为广大人民谋福利。
由于有以上的认识及学校党组织的教育，我毅然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五零年五月被批准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要说我的初心，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必然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是个远大的目标，在各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还会有不同的具体目标与任务。我今年已经入党六十九年了，我的初心在不断的实现：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以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我们经历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处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期，我们的初心与使命就是：要为中国更广大的群众谋福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作者系北航退休教工）
编辑：贾爱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