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新文科视域中的哲学与文化

点击数:    |    加入时间:2020-11-19

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年11月18日报道:

新文科视域中的哲学与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陈静)2020年11月15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新文科视域中的哲学与文化”论坛在京召开。围绕新文科建设发展、智能时代的哲学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当代转化、新文科视域中的文理交融、科学技术哲学与伦理、文化自信与当代文化构建、通识教育与人才培养等议题,专家进行了深入研讨。

新文科的本质是创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蔡劲松教授在致辞中表示,新文科之“新”,应当是研究问题、研究范式、研究内涵和拔尖人才培养深化之新,是哲学社科本质的进一步凸显与学术视野拓展之新,是历史传承与时代使命融合创新之新。在理工见长高校建设发展新文科,应着眼特色优化和内涵深化,强调“特色凸显、有所不为”。一是更加突出“使命担当、支撑发展”的顶层设计。二是更加突出“立德树人、学科育人”的核心理念,不仅强调文科的育人属性、以人才培养需求牵引学科优化发展,还要强调学科育人模式探索、促进回归于“道”而非纠缠于“术”的新文科建设与育人境界提升。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督学、哲学部教授乔清举在报告中指出,新文科的本质是创新。新作为一种状态,是创新的结果的呈现。创新的现实依据是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创新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理论升华;创新的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新的底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新的成果是问题导向的现代哲学科学学科体系;创新的目标是解决中国和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

回归中国文化本位

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医学人文学院院长周程教授在《促进文理交融应成为新文科建设的重点》的报告中指出,新文科建设需要瞄准现实社会问题,突破现有学科壁垒,促进跨学科、多学科与交叉学科研究。这意味着仅仅实现传统文科间的综合交叉不够,还需要在文理交融方面多下功夫。科技自立自强,离不开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支撑。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纳米材料和载人航天等前沿科技的发展,需要有一批文理复合型人才的参与。因此,促进文理交融应该成为新文科建设的重点之一。

北京语言大学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所长方铭教授在《立足于中国文化体系建设新文科》的报告中指出,如果说在中国的大学学科结构中,工科、医科、农科存在的问题是没有适应工业、医疗、农业发展需要,需要积极吸收世界上最前沿的工科、医科、农科教育经验,融入全球化可持续的科学技术发展潮流之中。而对于新文科建设,特别是新文科中人文学科建设而言,则应该克服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大学采用的西方文科的分科体系,回归中国文化本位立场。简而言之,就是应该建设文史哲贯通,而不是文史哲分设的中国人文学科体系。从而激活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全面性、系统性、包容性、丰富性和创造性,培养出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能真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热爱文明、人格健全、知识丰富的一代新文科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徐治立教授在《新文科、新科技与理工高校哲学发展》的报告中指出,当下中国语境中“新文科”的核心是推进“文科教育的创新发展”,同时它还蕴含培养新时代中国学派文科人才的宗旨。新文科建设基本举措是“夯实基础学科、发展新兴学科、推进学科交叉融合”,特别强调文科与理工农医学科的交叉融合。新科技革命成果为这种融合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哲学学科发展应以争取培养学生和学科建制为基础,遵循库恩强调的学科范式或基质的理念,同时力图显示与新科技交叉融合特色。

适应人类文明发展进程

中科院学部—清华大学科学与社会协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正风教授在《我们需要发展什么样的文化?建立什么样的文化自信?》的报告中强调,要从人类文明的走向,反思我们的文科教育和文化建设。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由于我们把发端于西欧的现代科学建制视为地域性文化的特征,长期拘泥于中西文化优劣的争论之中,错失了几次重大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事实上,人类社会走向知识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向,因此,尽管现代科学和现代科学文化发源于西欧,但实际上这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的新文科和文化建设也要更好地顺应这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张耀南教授在《文化构建的格式探讨》的报告中指出,比较哲学有三大格式:西化比、并置比、化西比,分别对应“汉学款中国哲学”、“国学款中国哲学”、“华学款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及文化的构建,不是止步于“西化比”,也不是止步于“并置比”,而是要用力于“化西比”,构建“华学款中国哲学”“华学款中国史学”“华学款中国文学”。这些“华学款”各门学科,就可以汇成一个“新文科”。前辈学者为此已经做过诸多努力。接续前辈,踵事增华,还有很多事情可做:如运用“系辞格式”这套“全值逻辑系统”,既可处理中华哲学中阴阳、彼此、有无、上下、一多、是非、善恶、美丑、真假、好坏等等之关系,又可处理欧西哲学中本体-现象、实体-属性、唯物-唯心、主体-客体、唯理论-经验论等等之关系,以消化外来哲学。又如确立“直款-不款-绕款”格式,消化外来哲学;此格式原为中华文明之“操作系统”,是中华历代哲学家共同构建而成的“公共哲学框架”。再如确立“始于正的方法、中经负的方法、上达绕的方法”格式,消化外来哲学;此格式是从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负的方法”为哲学之“最后顶点”等说法修正而来。

智能时代的哲学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刘大椿认为,当下科学技术哲学有了很大发展,也蕴含巨大潜力。为此,有两个需要我们着力培育的新生长点:一是,科技伦理问题。随着智能革命的到来,特别是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取得巨大成就,一方面为经济社会迅猛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另一方面又可能为生态和人类自身演变带来不可预计的后果。人的思维有无可能人工化或被取代?人的进化是否实际可能为科学和技术所控制?当今的科技体制,功利色彩越来越浓厚,科学仍然是价值中立的吗?怎样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是科技哲学新的生长点。二是,科学的文化哲学研究,其研究对象依然是科学,但又不局限于认识论,而是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来研究。它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论,也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哲学,未来发展前景巨大。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陈鹏教授提出,超级人工智能的文化风险可以被描述为“物理—逻辑性”对“生物—文化性”的削弱、支配甚至消灭。当人工智能战胜人类智能、非生物智能控制生物智能、人工意识取代人类意识,就会造就一个后生物学的世界。基于人类“生物—文化”系统的脆弱性、唯一性和整体性,为了确保自然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确立一个统合各类智能主体的整体主体,对任何意义上的极限技术进行管控,以维持生物主体与技术主体间的均衡。这个自然人类文化系统是智能与非智能、机器与生命、理性与非理性、整体主义与还原主义、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间的均衡化进程。

本次论坛的举办,时值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立十周年。十年来,学院逐步确立了“融汇中西、贯通古今、承续文化”的宗旨和“交叉渗透、涵育创新”的办院理念,为推进学校精品文科战略,打牢具有北航特色的人文教育及哲学社科基础,建设理工见长高校人文社科创新的学术特区和人才培养试验区,作出了积极探索和努力。

编辑:贾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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